———— 发布时间：2024-09-20 编辑：九游会j9官网ag 阅读次数：————
冯梦龙著有一本处世奇书《智囊》，汇集了前代众多能人异士的言行，以启发世人的心智。在《智囊》中有一个故事，著名的包拯破盗割牛舌案。说在景祐四年包拯任天长县知县，有一个人向官府报案，称其所养的耕牛，被人割断了舌头。包拯要他回家后将牛宰杀，再带到市集上去卖，不久后有人到县衙，检举有人盗卖耕牛，而包拯立即将此人拿下，并逼问为何要割断人家耕牛的舌头，现在又诬告别人是盗牛者？此人一听便知道无法隐瞒事实了，只能在包拯面前认罪，承认自己的罪行。包拯智破盗割牛舌案，一直被人津津乐道，但其实却有很大的问题。
此案不仅被《智囊》收录，而且也在《宋史》、《宋枢密副使孝肃包公墓志铭》中都有记载，描绘了包拯戏剧化的破案过程。在以农业立国的中国古代王朝中，耕牛是重要的生产资料，法律对其进行全面的保护。《宋刑统》有规定，如果有人盗割牛鼻、盗斩牛腿，将会受到极刑的惩罚，因为牛的价值主要就是用于耕作，和驮运这两项，因此牛鼻子和牛腿，是执行这两项活动的关键。农人要牵着牛鼻才能工作，牛腿是支撑行走的基础，一旦牛的鼻子和腿部受伤，整头牛就会丧失了价值。不过如果有人伤害了牛鼻子和牛腿，伤愈之后不影响耕作，能得到从轻处罚。较于牛鼻子和牛腿，牛舌的重要程度要逊色许多，毕竟牛不用舌头去工作，对于盗割牛舌的行为，处罚也应该轻得多。
至于盗割牛舌具体要怎么处罚，我们可以参考《庆元条法事类》，其中已经不再仅限于对牛鼻和牛腿的保护，而是用“伤残不堪用”的统一规定。显然盗割牛舌适用于此项规定，按照刑法当徒三年，如果被盗割舌头的牛，能在三十日内正常使用，则罪减三等，变成了一年半徒刑，再结合两宋法律来看，盗割牛舌很可能会受到一年半徒刑，或者流放两千五百里的惩罚。不过这个推测要有一个前提，那就是官府必须立案，而盗割牛舌是否该被立案呢？这就取决于当时的法律了。《宋刑统》规定，报案人到衙门报案，发案时间与经过必须被明确，如果有可疑之处，官府不仅不会被立案，报案人反而会受到受笞五十的惩罚。对于被杀、被盗等特殊案件，报案人也要明确犯罪事实不得存疑。
不过对于这种特殊案件，报案人如果实在无法提供，具体犯罪证据的，也不需要承担受笞的风险，然而官府却有理由不受理案件。盗割牛舌案，大致可以归纳到被盗案件之类，报案人很明显并不知道是谁割了牛舌，虽然不必担心受笞五十的惩罚，但是并不能保证官府一定会立案，因为为了防止诬告，宋朝法律规定了，官员不能受理存疑的案件，不过宋朝法律又补充说，即使官府立案，倒也不会承担违法立案的风险。在本案中，包拯让苦主把牛杀了，再拿到集市上去卖，很明显已经受理了案件，对于这个可立可不立的案件，包拯的勇于任事的精神值得赞扬。宋真宗在天禧元年，就曾规定诉事必须干己、佐证明白，否则不允许立案，可能本意也不是违背有案必立、有冤必申的原则，而是因为由于年代久远，加上刑侦技术有限的原因，受理了案件也无法查明，久拖不决会给社会造成负面影响。
既然包拯受理了此案，是因为他有信心破案，还是草率为之呢？我们来一下包拯的破案思路。首先包拯断定，盗割牛舌的凶手，一定是与苦主有仇的人，牛被割掉舌头一般不会致死，不会造成耕牛死亡而获大罪，说白了就是要给苦主一个教训。如果看到苦主卖牛，有亲手把苦主送进牢狱，且自己能获得赏钱，这样损人利己的机会，凶手一定不会放过。无论是在司法界，还是在民间社会中，都有一个共识，第一嫌疑人往往都报案人，所以包拯授意苦主回家杀牛，然后以逸待劳，坐等凶手送上门来。那么问题就来了，包拯怎么能肯定，苦主杀了牛，凶手就会来报案呢？这就要谈谈宋朝另外一个法律规定了，牛不能擅自宰杀，除了不能故意宰杀、误杀、盗杀他人的耕牛，连自己的耕牛也不能擅自宰杀，违者将会受到徒一年的惩罚。
为了提高这个法律执行的效率，宋代还鼓励百姓告发杀牛的行为，《庆元条法事类》规定举报他人擅杀耕牛，奖励五十到一百贯钱，可谓是举报有重奖。包拯推断割牛舌的凶手，可能是苦主的仇家，如果仇家得知苦主擅自宰杀了耕牛，很可能会为了得到赏钱，从而举报苦主，然后包拯再抓获这个报案人，那么案件就告破了。然而关于包拯这个破案的过程，其实有很大的漏洞，盗割牛舌的凶手，可能是与苦主有仇的人，但也不排除是与苦主没有关系的人所为，而且苦主杀牛之后，凶手不去报案怎么办？就算有报案人，除了可能是凶手，也保不齐是清白无辜之人，也想将杀牛的人送进大牢，自己得到赏钱。
所以包拯的破案方法，其实是在赌，在多种可能性之中，押注到其中一种，并断定这就是凶手的犯罪路径。但有赌就有输，如果包拯赌输了呢？报案人拒不认罪该如何是好？不过这件案子的结果，证明我们是多虑了，如包拯所言，苦主杀牛贩卖之后，凶手现身举报，并且心理不够强大，被包拯一句话就突破了心防，接着就交代了自己的罪行，盗割牛舌案件至此告破。但是我们还要补充一句，举报人拒不认罪怎么办，反正包拯也没有确切的证据，如果如此，包拯就只能硬着头皮继续深审案。首先是五听问案察言观色。宋代法律规定司法官员，要具有明察秋毫的能力，能够从犯罪嫌疑人的言谈举止中，抓住突破口。包拯很幸运，在这第一步中，就击溃了凶手的心理防线。
而如果凶手内心强大，未被包拯攻破心理防线，那就只能进行到第二步，通过分析证据查出事实。《宋刑统》规定司法员应该查明证据分析案情，核验嫌疑人的口供反复对比，证明其中真伪，这是司法审理的必经程序。如果没有进行这些工作，就开始对嫌疑人刑讯逼供，那么司法员就会构成违法，按律当杖六十。宋代法律还有了零口供制度，如果犯罪事实已经查清，而罪犯拒不认罪，司法员可根据证据作出有罪判决。不过很可惜，盗割牛舌案并不适用于零口供制度，因为本案除了受害人和他的牛之外，就没有其他证据了，达不到零口供定罪的条件，所以就只能进行到第三步。
第三步就是最后的手段刑讯逼供。在古代由于刑讯技术低下，刑讯逼供是一个不得以的办法，不过也受到法律的严格规范。《宋刑统》规定，在审查证据分析案情之后，仍然不能断决之时，需要进行拷讯。刑讯逼供也要按照规定进行，两次刑讯的间隔，要在二十天以上，刑讯的总次数，也不得超过三次，实施的杖刑不得超过二百下。如果这些刑讯全部进行完，仍然没有招供，在被杀被盗之外的案件中，就要刑讯报案人这一方，如果仍然没有结果，就要将嫌疑人释放。宋代关于刑讯逼供的规定，还是很人性化的，所以仅靠刑讯获得口供，并不能查出案件中的事实，只是在考验嫌疑人抗不抗揍罢了。再回到盗割牛舌案件，如果报案人是凶手，他扛过了第一步，且非常抗揍，那么包拯也不能将他奈何，多半会后悔受理此案。
然而在这个案件中，还有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案中案，冯梦龙在《智囊》中只讲述了这个故事，却没有做出评译，就是为了给人留下遐想的余地。为了引出真正的凶手，包拯授意苦主杀牛，为何凶手会急着跳出来呢？这是因为前文提到宋代禁止杀牛，也包括自己的牛。苦主听从了包拯的计策，杀了自己的牛，按律当徒一年，那么包拯有没有对苦主做出惩罚呢？史籍并没有记载这个问题的答案。不过按照常理推测，包拯未必会对苦主依法治罪，否则他自己也会犯了教唆之罪。这是不合法的行为，况且为了抓住一个不算太大罪的罪犯，包拯让被害人冒着徒一年的危险，这样办案很明显不合理。
依照史籍的记载，智破盗割牛舌案，是包拯为官的“高光时刻”成名之作，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，使用了不可复制的一次性方法，这被南宋官吏郑克，归纳到《折狱龟鉴》“钩慝之术”中，意思就是勾引奸细，推测是苦主仇家所为，所以引蛇出洞诱使罪案落网。古代关于包拯的史记，无一不收录了这个经典故事，不过我们分析此案，发现了其中有很大的漏洞，与案中之案，史籍记录此事，本意是为了塑造包拯断案如神的高大形象，但对叙事与逻辑有很大的疏忽，反而将包拯塑造成，一个冲动、知法犯法的赌徒法官，所以冯梦龙在《智囊》中没有进行评译，留给后人自行体悟其中滋味。
